塑佛科技-青瓷鸟兽人物堆塑罐——青色物质载体青瓷器
一、引言
六朝——从公元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先后经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历时三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组成,在历史和考古的研究中,时常是一个研究成果并不为普通民众所关注的阶段,但它却是一个充满了瞬变、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虽说这个时代有着战火纷飞的硝烟,有着汉人南渡的哀怨,有着巨大的历史的灾难,但它仍是一个承接两汉,政启隋唐的历史关键点,仍是汉民族正式形成并走上纷纭舞台的历史契机。
科技的进步,学术的自由,学者的活泼,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浪漫也在这三百多间被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本文的关注点就落于六朝在博物馆展厅中所呈现给参观者的颜色——青色的物质载体青瓷器上。并由南京博物院所见的三件标名分别为“青瓷鸟兽人物堆塑罐”,“青瓷飞鸟人物堆塑罐”,“青瓷堆塑罐”的青瓷堆塑罐说起。
二、三个堆塑罐
(一)青瓷鸟兽人物堆塑罐
青瓷鸟兽人物堆塑罐1974年2月在南京市东北郊西岗果牧场的基本建设中,出土于一座西晋早期的大型砖室墓,该器施青釉,底部露胎,胎体呈灰红色,罐下半部分腹部为全器最宽处塑佛科技,微鼓。腹部一圈装饰有瑞兽图案,粗略辨认有马,盘身有角神兽,翼兽,狮子,持杆人物等,造型生动形象,神采奕奕而又不失厚重敦实。在每两个贴塑图案之间有孔洞,孔洞分为大小两种,用途目前不明。口沿内束后外撇。上部为堆塑造型,堆塑内容可分为三层。下层堆塑有牲畜,阙楼,禽兽,持棒人物,击掌人物等形态。从人物面容及衣着考虑应为胡人造型。中部为阙楼和飞鸟形象,飞鸟大都栖息于阙楼之上,展翼,颈部上仰,趋向于上层,飞鸟相互叠压接近,簇拥团聚。
贾谊在《惜誓》中写有:“飞朱雀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的语句,综合“魂瓶”这一可能的功用,有学者把其作为“死者灵魂前往天堂途中,引领灵魂前往仙界的神鸟”。最上层为一单独占据整个上部的方形建筑,屋顶上落有一只昂首的神鸟,鸟翼平展落于屋脊之上。堆塑造型整体紧凑繁复,泥塑分布错落有致,阙楼在众多鸟兽形象中若隐若现却又起到支撑画面层次的作用,栩栩如生,体现了西晋青瓷技艺的时代水平。
(二)青瓷飞鸟人物堆塑罐
1966年2月,青瓷飞鸟人物堆塑罐在句容县石狮公社后辛大队孙西村农民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发现于一座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墓。该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堆塑楼阁人物,下部分为罐。外施青釉,未及底,整体釉色发光素雅清淡,温润如玉。下部分罐体素面无装饰。上部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堆塑有一圈楼阙台阁,在台阁门口又有好似看守的人物,服饰有典型的胡人风格。阙楼墙体又贴有神兽图案。上部中间有一台面,自然的将上下两层人物台阁划分开来,上层为一单体堆塑亭式建筑,亭楼屋顶形式较为特别,富有仙界气氛,屋顶四角由神兽承载。亭楼周围环坐有一圈人物,分列门阙前,正襟危坐,双手抱拳作拱揖状。
有学者认为该人物形象为佛像或僧人,表现人们对神灵的尊敬和崇信,这也与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关,也表达了丧葬思想中接引死者前往西天极乐世界的趋向。在上层四角又分别落有飞鸟数只,在凝重的佛陀境界中融入了稍许活泼生气。
(三)、青瓷堆塑罐
青瓷堆塑罐,1982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张家山一座西晋元康七年(297年)墓,制作年代应晚于上面两件器物。与前两件堆塑罐相比该器工艺装饰更加精美复杂,场面氛围更加热闹动人。通体施青釉,腹部贴塑有铺首,团龙,神兽等造型。上部为堆塑,可分为三层,下层为一圈跽坐的胡人形象,似罗汉,似伎人,似乐师。姿态端庄,造型生动,体现出了佛教文化与西域文明向江南地区的渗透。下层的阙楼延伸至中层,中层栖息有飞鸟,狗等动物造型,狗表情凶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受。顶层为一方形庄园式建筑,造型与出土的东汉陶制庄园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四周有院墙,围墙正中开有大门,门上筑有庑殿式门楼,院墙四角各有一座望楼,开有方窗。院内中央为歇山式房屋一座,体现了天上人间的艺术形象。反映出当时江南士族地主、官僚贵族对安详生活的憧憬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这三件堆塑罐不仅是明器或者是实用器,同时也是三件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充满历史价值的艺术品,为研究晋代的丧葬习俗、制瓷工艺、建筑特色及审美特征等提供了极佳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人文价值,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代表。
三、六朝青瓷及堆塑罐用途讨论
从瓷器的发展史来看,严格意义上瓷器的起步发展阶段是六朝时期。此时,瓷器的生产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随着中原王朝的偏安江左在南方出现。而创烧于东汉的成熟青瓷经过从东汉到魏晋的发展与技术完善,因拙朴规整,淳厚稳重与造型丰富,灵动活泼在陶瓷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极具艺术性和设计方面做到了“在实用的条件下当注意大方美观”的要求,总体令人感觉清新典雅,柔和轻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深受世人喜爱。在整个六朝时期的瓷器市场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以至于如上文所说:六朝给人以“青色的时代”的深刻印象。
六朝青瓷器大体上被分为两大类——实用器具和明器。学界普遍认为实用器具主要包括:盘口壶、唾壶、罐、洗、盆、碗、钵、灯、香薰、虎子、砚台、水注等,明器主要包括:人物俑、魂瓶、模拟生产生活的灶、井、碓、臼、动物俑、圈栏等。当然实用器具在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也会因其所有者的需要作为明器被使用。
而之前学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魂瓶的真正用途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这也是南京博物院用“堆塑罐”这种 仅从制作工艺和造型上描述的命名方法,来回避这一问题的原因。
在此列出被广泛讨论的四种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魂瓶说
一直以来,学界因为发现堆塑罐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以及配套使用方式,综合以其造型与蕴含的思想观念,认为魂瓶是我国古代农耕民族所特有的以信仰为目的而制作的陶瓷随葬明器,反映了农业民族以谷祭魂、以谷引魂,安魂的原始灵魂观念。更进一步有学者认为其是为给亡魂准备食物的死后的粮仓,是死者灵魂的安息所,故“魂瓶”是帮助魂灵升天而设计制作的,并以有形的物象寄托无形的信仰,作为内在精神观念的外化形式。具有象征死后世界并引导灵魂升天的功能。
(二)储物说
除了作为“魂瓶”的明器考量,学界还有认为堆塑罐是一种实用器的声音。早起认为其具有储物的实用功能的是傅振伦先生提出的谷仓说。单看堆塑罐的上半部因装饰过于繁复,故不具有实用意义,而下半部分的罐身则在同时期的实用容器中常见。且因在福建霞浦出土一件内有储存物的例证,该种说法也有一定的立论依据。同时,陈定荣先生在《堆塑瓶论》中也提出了认为该器与农耕民族的生活习俗与谷物崇拜有关,是一种储物的谷仓。并且笔者认为“谷仓”这种名称,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暗示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实用价值。但曾昭燏先生和尹焕章先生因其瓶身上的孔洞,认为该器不具有实用性。
(三)标示等级说
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墓葬等级,墓室大小,随葬器物整体方面提出了堆塑罐是一种标示等级高低的随葬器物。其中以谢明良先生的总结最为鲜明:在对有堆塑罐出土的墓葬研究对比之后,从堆塑罐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及其本身的繁复工艺认为其不是一般平民所享有,必定是世家豪族所独享的陪葬之物。日本刚内三真先生也主张堆塑罐是秩一千石至两千石的江南贵族特有的随葬之物。
(四)祈福保佑说
还有这样一类说法:综合堆塑罐上的人物、鸟雀、走兽、亭阙和佛像等形象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解释——堆塑罐是古人寄托祈福思想,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灵庇佑思想的寄托品。以故宫博物院藏“永安三年(260年)时,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铭文的青釉谷仓罐为例,有学者认为制作该器物的目的在于“所堆之物,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稍加思考,也可以与现代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生产生活类比,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古人所堆塑的内容其实往往与人们的思想动态有着重要关联。那么理解“祈福保佑说”也就容易许多了。
青釉谷仓罐
文史君说
诚然,这类上有堆塑的青瓷罐(瓶)用途历来受到诸家品议且观点不一,但笔者却认为这种争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学界对于这类器物的认识以及促进了学术的进步,不过我们也并不一定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不是笔者不赞成或者说否定通过出土或传世遗物探索并还原古代社会情境的考古学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只是认为当我们没有明确的实物证据和确切的文字材料时,不必勉强的使用现代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现代人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下揣测古代社会和古人的生活场景以及信仰、禁忌、认同、礼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此时,读者可能会问,那么这些问题是否就无法可解了呢?答案当然是“不是”!因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对遗存遗物的研究,探索古代社会,从最简单的器物所能表达的方面来说就是“透物见人”。因此科学的推测和研究验证出土或者传世遗物在当时当世的作用及人类使用它的生活场景也处于考古的范畴。而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种推测和研究必须符合古人的思想意识,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历史的即时环境,否则一切的推测只是现代人在自己知识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古代的臆测。这就要求考古者把自己与器物真正置身于最接近古人生活的“历史情境”之中,去探索,去感知,去还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亲近器物所呈现给世人的历史之真,历史之美,并由此切身于灵动的历史演绎之中。
说到这,可能又有人会问什么叫“历史情境”?说真的,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释清楚的,网络与相关书籍上对于这个词的解释也不能使人明晰。在这,笔者希望能够谨慎地用最简单的做模拟的方法做出自己粗浅的释义:如果我们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个我们现在不能知晓其用途的器物,我们不应一味的只从器物为原点发散出去进行研究,而应该尝试着探寻这个器物被放入墓室的前一刻,放入者的思想活动及整个与此行为有关的人与物及社会关系的临界状态。在这种临界状态下,这个器物在此次行为中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而在这之前,对于这种谷仓?或是魂瓶……的青瓷器还是叫堆塑罐的好!因为这是一种对观众对学术负责任的行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这种标注方法并不是一个孤例,就在离陈列该组堆塑罐很近的一个展柜中,另一件铜器也被陈列者负责任的从材料和器形的角度标注为“有把镂空三足器”。
参考文献
1、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第3期。
2、阙炎君塑佛科技,蒋远桥:《吴西晋青瓷堆塑罐性质及鸟形象研究》,《文博》2007年第5期。
3、南波:《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第6期。
4、宋柏松,袁胜文:《魏晋南北朝瓷器纹饰三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
5、张勄:《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6、寻婧元,朱顺龙:《吴晋时期堆塑罐功能探析》,《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
7、黄亦钊:《福建省霞浦县发现三国农具模型》,《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8、谢明良:《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5),1998年。